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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道共富:浙江“首富村”的“大锅”与“鸳鸯锅” | 电讯年终报道
发布时间:2023-01-01 浏览次数:5400 发布者:本站


来源:12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

作者: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、李平


与国内其他“明星村”相比,航民村更像一位卸妆的名角:虽低调而谦和,却难掩浙江首富村的王者风范。
 

这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、户籍人口1275人的村庄,不包括个人家庭财产在内,全村人均占有净资产超过75万美元,比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国家还高。
 

改革开放以来,各地“明星村”的致富故事大同小异,多是“政策+能人+集体经济”的经典脚本,航民村也不例外。
 

俗话说,赚钱不易,分钱更难。这个萧绍平原上“全村没有暴发户,家家都是富裕户”的村庄,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独辟蹊径,走出一条差别化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 

澳门新葡萄新京app网站(以下简称航民集团)董事长朱重庆形象地说,我们既有村民共享的“大锅”,更有干事创业的“鸳鸯锅”,这样路子才越走越宽。
 

对于记者“共同富裕是否完成”的追问,这位年届七旬的“领头雁”轻轻摆手:“有很多难关要过,不少新东西要学。”他语调平缓,丝毫没有曾问鼎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气派。
 

时间从来不语,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。30年前,不少城里人来航民村给农民打工;30年后,航民村的农民都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东。
 

航坞山下,共同富裕的旋律早已响起,先富起来的航民人,举起“富了口袋富脑袋”的旗帜,打造差别化共同富裕升级版,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再探新路。


航民村丰收宴。沈雷摄 
村民住别墅,家家都是富裕户

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,隶属于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,是浙江省最富裕的村庄之一。
 
深秋时节,走进田园广场50亩稻田中央——白色穹顶下600多平方米的空场,是村民喝茶聊天、休闲锻炼的好去处。
 
环顾稻浪金黄的田野,一排排三层楼高的别墅群、热闹繁华的商业街,令人惊叹还有这么富裕的村庄。
 
村民朱建生指着眼前的稻田说:“我们吃的、住的都不比城里人差,出门还能看到田园风光,你说航民村农民幸福不?”笑谈间,自豪的神情溢于言表。
 
村委会主任陈国庆扳着指头算得更清楚,村民靠劳动收入和股权分红,都住上了庭院式楼房和别墅,人均居住面积超过100平方米,家庭轿车拥有率90%以上。去年,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7.6万元。
 
这里从幼儿园到大学实行免费教育,上大学还享受奖学金和生活补贴。毫不夸张地说,航民人从产房到墓地都有福利保障。
 
“每个村民一年领取3000元的福利费,到退休年龄后福利费翻倍。”陈国庆补充说,对村里未缴纳社保的老人,按每月1500元或2148元的标准发放养老金。
 
据《航民村志》记载,相传越王勾践曾采石于此,在钱塘江边修建船坞,先民遂称附近山丘为航坞山,聚居地亦得名“航民村”。
 
上世纪70年代末,这里是一个倒挂户多、缺粮户多、未婚大龄青年多的“三多村”,人均年收入仅148元。
 
“那时候,人均不到半亩田,大多住的都是土坯房,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。”今年70岁的村民沈炳荣回忆道。
 
航民村的“硬核”致富故事,从1979年创办漂染厂开始。
 
“靠村里东拼西凑的6万元钱,外加6万元信用社借款,办起了村里第一家集体企业——萧山漂染厂。仅3年时间,利润突破100万元。”朱重庆作为第一任厂长,成了航民村的致富带头人。
 
他们没有沾沾自喜,而是探索“养鸡生蛋”:将利润15%留作村用,85%用于扩大再生产,先后成立织布厂、染料化工厂。
 
从1987年起,航民村印染企业挺进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,在广东顺德、辽宁海城等地布局建厂,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 
“我们围绕缺什么补什么,又相继办起了热电厂、纺丝厂、海运物流等上下游产业链。”航民集团副总经理高天相介绍说,航民村共拥有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28家,企业职工1.2万余人。
 
1998年,航民集团联合万向集团、杭钢集团等6家企业,共同成立由航民集团控股的浙江航民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航民股份)。2004年8月,航民股份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
 
如今,航民集团旗下的6家印染公司,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纺织印染基地之一;黄金饰品年加工产能达到80吨,位居全国第三。纺织印染与黄金首饰的双主业格局,占集团年度总利润的73%左右。
 
截至2021年底,航民集团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44亿元,销售收入近152亿元,实现利润9.7亿元。
 
从目前航民村的实力看,稳居全国富裕村前十位之列。
 

航民村工业园区夜景。陈国龙摄

村民变股东,桃子熟了怎么分

早就听说航民村人人都有股权证书,亲眼看到这个被村民喻为“会下金蛋的母鸡”,还是在退休的创业元老沈宝璋家里。
 
这本红色封面的证书上,印着“投资权证”几个烫金大字。里面还详细记录每一次配股时间和额度。作为村委会颁发的股权凭证,它奠定了全村人共同富裕的根基。
 
如果说,当年创办漂染厂是航民人“做大蛋糕”的转折点,翌年的利润分配便成了他们“切分蛋糕”的平行线。
 
据朱重庆回忆,当年扣除本金后还剩2万元利润,村里决定给四个生产队各5000元分红。“集体企业赚钱了,得先给老百姓一些油水,他们也盼着尝尝肉的香味。”他早就吃透了乡亲们的心思。
 
共同富裕上路了。
 
随着村办企业越做越大,资金积累越来越多。1998年,航民村集体净资产高达3.25亿元,一跃成为浙江的“首富村”。
 
彼时,各地都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。一些口袋刚鼓起来的航民村民,心思也跟着多起来:“都说集体经济人人有份,却又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看得见摸不着,啥时候能像太阳一样温暖千家万户呢?”
 
朱重庆、沈宝璋等几位村干部带队,花费一年多时间反复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,最终确定将56%净资产交由村集体控股,剩下44%量化到个人的股改方案。
 
谈起这段集体产权改革历程,朱重庆打开了话匣子,绘声绘色地讲起自己当年游说村民的“桃论”——
 
假设一棵桃树上结了10个桃子,应该分给“土地公公”4个,没有土地种桃树,别的都无从谈起,这个“土地公公”就是村民;还有4个桃子分给劳动者,没有他们辛勤浇水、施肥和养护,也不会结桃子,这些人就是企业职工;剩下两个桃子是管理和技术人员的,从选种、嫁接、剪枝到采摘,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和付出。
 
这个通俗易懂的分桃方法,就是村龄占40%、工龄占40%和管理占20%的二次量化分配比例,确保航民村人人有股份,个个是股东。“这么多年了,老百姓仍然觉得这个方案过硬。”朱重庆回忆道。
 
大队会计出身的朱重庆,喜欢用核算工分的老办法,向村里人解释股权由来:“口粮”是村龄股,航民村人人都有份;“劳力”是工龄股,在厂职工才算数;“肥料”是贡献量,按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职务职级评定。
 
为避免平均配股和免费赠股的弊端,他们对3.25亿元净资产按1元1股进行量化,其中44%部分按“买一赠三”优惠给1500名村民和企业干部,股权认购率达到99.86%,募集资金3580万元。
 
“当时社会上也有非议,指责说村民持股就是转私。”沈宝璋追忆产权制度改革时的压力,“我们就坚持两条,一是村干部不能多吃多占,要对老百姓公平;二是要起到凝聚人心,促进发展的作用。”
 
村民朱建生今年60岁,是村办企业的中层干部,村龄、工龄和贡献量股权都叠加认购过,每年能拿到个人股权分红4.3万元。
 
“我们两口子最近一次配股,把额度都让给两个女儿买了。”朱建生一家6口人,共有119.84万股,每年股权分红10.78万元。
 
从1999年至今,按照5年一次配股原则,航民村进行了5次配股,共筹集认购资金1.6552亿元,累计分红3.85亿元。自2006年后,村集体股权下降为51%,村民持股比例升为49%。
 
李林达2002年入职航民集团,是一名非航民籍的集团部门负责人。他曾四次参与配股,认购19.61万股,每年分红1.76万元。
 
“如果我一直工作到退休,子女可以继承股权;若提前离开航民集团,公司会按原价回收股份。”他不无自豪地坦言。
 
目前,村民人均持有内部股权19.21万股,人均年分红1.7万元。360名非航民籍企业干部,共持有3327万股。
 
纵观航民村“以工带富、联股联心、上市发展”的共同富裕之路,可以说既是干出来的,也是“分”出来的。
 

航民村农业机械化收割。陈国龙摄

村民福利好,收入不吃“大锅饭”

记者30年前第一次来航民村,看到不少城里人到村里打工,顿时脑洞大开。再听到朱重庆讲话中列举村民享受的各种福利,更是羡慕不已。
 
彼时,朱重庆刚荣膺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。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很多,对航民村福利之好都交口称赞。
 
然而,福利的“大锅饭”也带来新挑战:村里给每家安装一部免费电话,有人专打收费的声讯台点歌,一天花掉几十元;他们为每户接通免费自来水,有人开着水龙头聊天,浪费一点都不心疼。
 
目睹这些弊端后,村里注重改善福利分配机制,从“免费制”向“分餐制”、实物化向货币化转变,在村民中大力倡导“基本生活靠集体,发家致富靠个人”的奋斗观念。
 
对集体产权进行量化改革,无异于是对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。如今,村民的福利支出主要来自集体股权分红。
 
据陈国庆透露,村里每年可从航民集团获得5000万元左右的股权分红,2500万元用于村民发放各种福利补贴,2500万元用于村集体建设和保障村两委运行。
 
去年,大学毕业生徐庆虹回村参加工作。当年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,村里奖励一万元奖学金,每年还报销8000元学费,发放2400元生活补贴。
 
“大学期间,靠村里各类补助和学校的奖学金,我基本没向家里要过钱,室友都对我们村的福利羡慕不已。”徐庆虹回忆说。
 
据统计,全村已有200多名大学生接受村里资助,但像徐庆虹一样回乡的并不多。
 
几年前,沈炳荣和村民一起到国外旅游,日子过得滋润。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上分红、福利费,一年收入10多万元。
 
“我们不光有村民共享的‘大锅’,更要有干事创业的‘鸳鸯锅’。”朱重庆深有感触地说,整个集团约有300多个村民在岗,收入都按企业效益和工作业绩发放。
 
2008年前,村民张迪飞在浙江一家外贸企业工作。因外贸形势变化,决定回老家,现在热电公司负责仓储管理工作。
 
“企业中层干部一年收入三四十万元,普通职工在效益好的企业,全年收入也不过八九万元,整体不高。”全年5万多元工资收入的张迪飞,薪酬满意度并不高。

朱建生也反映说:“同在航民集团下属企业,职工与职工之间,尤其管理层与普通职工之间,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。”
 
此前,他曾在航民纺丝厂工作,还当过质量管理科经理。由于企业效益不佳,一年收入五六万元,“兄弟企业同层次的管理人员,有的一年收入四五十万元”。
 
“这些年没攒到什么钱,一直没在萧山城区购买商品房。”说这话时,朱建生流露出些许落寞的神情。
 

航民村田园广场。陈国龙摄


村民变市民,寻找新的引潮力

记者在航民村蹲点调研期间,正赶上钱塘江观潮的最好时节。
 
“弄潮儿向涛头立,手把红旗旗不湿。”在钱塘江南岸的航民村看来,这个号称“世界三大潮汐”的天下奇观更像是一个隐喻。
 
走在华灯初上的航民村街头,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被村民们抽象过的太阳、月亮等词汇,联想到不远处日月合力澎湃而来的钱塘潮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抬眼望去,已是群星璀璨,若隐若现……
 
生活富裕和产业兴盛固然重要,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航民村还需要寻找新的引潮力。
 
随着长三角城市群快速崛起,日新月异的航民村已脱胎换骨:农村与城市的界限正在模糊中消失。村庄变社区、村民变市民的现代化进程已成为大势所趋,仅剩如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了。
 

航民村村貌。(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
令老一辈航民人困惑的是,村里长大的孩子们并不愿意回来,除了就业机会与所学专业不匹配外,按部就班的传统产业、单调而安逸的乡村生活,根本无法拴住年轻人向往外部世界的雄心。
 
“现在村里企业招工,很难招到本村的年轻人!”受访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证实。
 
如今已被城市包围的航民村,面临产业发展受限的难题:公司印染、热电等产业已达到产能极限,很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,只能通过多元投资布局来弥补。
 
高天相坦言:“我们印染和热电企业的利润,占整个集团六成还多。为了破解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,除了打造黄金饰品加工业,我们还投资一些新能源、高科技企业等。”
 
在瓜沥镇原党委书记李国平看来,航民村的整体建设与城市无异,但仍沿用农村的管理体制,已经遇到农民变市民、工业园区腾挪发展的问题。瓜沥镇要继续发展,也面临土地制约的问题。
 
“政府方面考虑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区块,为航民村谋划750亩的产业腾挪地,”李国平说出政府的打算,并设想镇里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土地来搞开发,一部分留给航民村发展新兴产业。
 
除了外部的转型困扰,航民村内部改革也迫在眉睫。由于集体产权制度约束,他们在投资发展方面也面临不少压力。
 
“有时筛选项目宁愿错过,也不愿错投,集体资产我们不敢亏,也亏不起。这也是看不见的损失。”朱重庆坦言,这也是航民村产值和利润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。
 
村民个人持有的内部股权,只有收益,没法交易。他们原来考虑村民退休后,可以内部转让部分股权,随着年龄增长扩大转让比例。后来因为涉及个人所得税,又要核定净收益,所以没有真正实施。
 
“航民村资本和产业已经走向全国,村民股权自由流转和处置方面有待改革,是决定航民未来发展的关键。”高天相说。
 
全面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,扩大村民持股比例,推进股权自由交易,让每个村民都变成权责一致的投资人。他们从看到月光、得到阳光到满天星光,或许这一变化将成为航民村高水平共同富裕的转折点和引潮力。
 
秉持“做大做强不做空,创业创新不闯祸”原则的航民村,至今有30亿元的资金趴在账上。2015年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年产值200亿元、利润12亿元的发展愿景,至今仍未实现。
 
“航民村的政策不能几十年不变,未来如何将死的股权变成活的资本,正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。”朱重庆的神情凝重起来。
 
李国平的父亲曾任航民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,他自称是半个航民村子弟。对如何处理集团公司与航民村委会的关系问题,他也有更清醒的认识:不能“企业大党委、航民小村委”,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党建,将这种格局改变过来。
 
群众对干部最重要的是信任,这种信任也随着年轻一代村民的成长而变化。“航民村创业40多年,老百姓对朱重庆很放心,等他退休了,还会不会这么放心?我们也不敢保证。”陈国庆说。
 

面对这些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,朱重庆缓慢而有力地说:“未来,航民村需要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。好比一个鸡蛋,从外面打破的是死亡,而从里面打破的是新生。我们不能赢了对手,却输给时代!”